Mars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本紀要由於作者個人學力有限，若有疏漏或誤解之處，盼請諸位前輩學友指正。

 　　第二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於2008年8月30、31日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召開。本次會議一共發表了19篇論文與1篇研究回顧。

 　　會議開始前一晚（8月29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於北大勺園一樓餐廳舉辦歡迎宴。

 　　會議分兩日進行。8月30日上午8點30分，首先進行開幕式，由田餘慶先生致詞。田先生期許年輕學者能更精益求精，也預祝本次會議成功。之後羅新先生代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表達歡迎之意。

 　　開幕式之後，首先由趙立新發表〈臺灣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建立與發展〉，認為從1949年至1970年代，由於時代背景等方面影響，臺灣學界治魏晉南北朝史者較少。1980年代以後，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日漸蓬勃，除了傳統政治、官制、禮制等研究領域有所提升，也逐漸擴增了醫療、婦女、宗教等面向。

 　　接著進行正式會議。第一天上午發表三篇論文，市來弘志發表〈魏晉南北朝時期鄴城周邊的畜牧業〉，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鄴城周邊因受戰亂影響，發展出農牧結合的生活方式。評論人常彧認為，鄴城周邊人口眾多，又有水路運輸等條件，不應低估當時農業所佔的比例。

 　　岡田和一郎發表〈「六鎮之亂」後北魏政府中的代人〉，認為在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的「代人」的地位與經濟狀況下降甚多；至「六鎮之亂」後，北魏政府被迫提高對兵士的待遇，使得北魏末年以降的「代人」、「代遷戶」地位有所提升。評論人侯旭東認為，歷來對「代遷戶」的定義，學界有不同見解，北魏的「代人」與東魏、北齊的「代遷戶」的構成份子未必相同，對此可作更細緻的區別。

 　　古怡青發表〈隋代中央統軍體系中武將的社會結構--以兵部尚書、禁衛武官為例〉，評論人松下憲一認為，「關隴集團」牽涉到地域、民族等各個面向，在定義隋代的「關隴集團」時，應設定更嚴謹的區分標準。

 　　中午休息用膳，由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提供便當。

 　　午餐過後，繼續進行下午的會議。史睿發表〈《酉陽雜俎》所見南北朝交聘記考〉，分析了《酉陽雜俎》中收錄南北朝交聘記的內容，並論述其史料價值。評論人堀內淳一認為，交聘記除了論及地理、風俗、慣例等方面之外，編纂交聘記的人物經常集中於某幾個家族，或許亦有以家為單位累積知識的目的。

 　　堀內淳一發表〈北魏的府主與府佐〉，認為北魏是由中央掌握府佐的任命權，而南朝府主與府佐間有著較強的恩義關係，這種情況反映了北魏的中央集權程度較南朝更為強大。評論人涂宗呈認為，北魏宗室與異姓擔任府主時，或許與府佐的關係有所差異。

 　　周佳發表〈從授官到應舉--以北宋宗室召試制度為中心的討論〉，提出北宋中期開放宗室子弟應舉，增進了宗室子弟的文化水平與任官範圍。評論人陳文龍認為，宗子召試制度在整個北宋宗室體系乃至官僚制度的位置為何，應可作進一步的分析。

 　　葉煒發表〈述唐後期地方官的信息渠道〉，指出唐後期中央與地方交流訊息的重要管道，主要是依賴中央派遣的中使與地方派遣的奏事官、進奏院等，而藩鎮長官也可透過其他藩鎮得到與朝廷相關的資訊。評論人胡雲薇認為，藩鎮是否會因為地區或型態不同，產生相異的信息渠道模式，或許可再深入分析。

 　　王珊發表〈爭奪人口與整合僑舊--以東晉初年長江下游僑置州郡的設置為中心〉，以南兗州與南徐州為中心，分析東晉以降設置僑州郡縣的歷程。評論人岡部毅史認為，東晉時期三吳地區亦有許多流民移入，為何三吳地區未設立僑州郡縣，是可繼續關注的部分。

 　　小尾孝夫發表〈試論南朝前期南徐州無實土僑郡太守及僑縣令職掌--通過重新檢討東晉時期晉陵郡域內僑置無實土僑郡縣下僑民的稅租、役、征役負擔問題來考察〉，認為東晉政府為了支配流民，將其徙至晉陵郡一帶，在當地設置僑郡縣，並由無土僑置太守、縣令進行租稅與賦役的征發。評論人孫正軍認為，南朝前期許多位於晉陵郡的僑郡太守、縣令兼任中央官與將軍號，未必代表中央對當地的控制權加強。第一天會議結束。

 　　晚間由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招待，於北大西南門外何賢記餐廳用餐。

 　　8月31日上午9點，開始進行第二天的議程。魏斌發表〈安世高傳記的形成史--兼論早期江南佛教與土著信仰的關係〉，認為安世高傳記的出現，其目的是為了對抗土著信仰，吸引江南民眾接受佛教。評論人林韻柔認為，佛教與土著信仰未必只是對抗，或許也存有結合的關係。

 　　涂宗呈發表〈足展誠敬，無累冥道--中國中古的素食祭祀〉，認為梁武帝等人利用佛教的戒殺思想，視殺牲祭祀為增添自身的罪孽，因此將宗廟等祭祀由殺生轉為素食。評論人陳昊認為，中國傳統祭祀與印度佛教戒殺的規範，兩者在中古時期是處於拉鋸狀態，素食祭祀如何確立地位，應有更細緻的發展脈絡。

 　　林韻柔發表〈唐代入謁五臺山的域外僧人與巡禮活動〉，認為自北朝以來，五臺山逐漸成為文殊菩薩信仰中心，唐代以後，許多域外僧人更將五臺山作為重要巡禮地點。評論人史睿認為，入謁五臺山的域外僧人與其他中國巡禮僧侶應有所不同，域外僧人重視五臺山，是否有其他現實考量，是可再深入思考的方向。

 　　古麗巍發表〈北宋河東路安撫使司的措置及其軍事運作空間〉，認為北宋時期河東路必須同時應付遼與西夏的軍事壓力，因此只設立一套管理系統，以便調度。評論人陳文龍認為，「河東路緣邊安撫司」與「河東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司」的機構設置與所在地是否有所區別，或許可再多加著墨。

 　　中午休息用膳，同樣由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提供便當。

 　　午餐過後，便繼續進行下午的議程。森本淳發表〈試論魏晉「和平」禪讓革命--以都督任職者為中心〉，指出在曹魏中期以後，都督被編入官僚制，加上司馬氏分割都督的管轄區，並安排其親信擔任都督，因此最終能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禪讓。評論人顧江龍認為，中護軍雖有選舉武官的職權，但是否可以任命都督，則有再行斟酌的必要。

 　　戶川貴行發表〈東晉宋初的五等爵--以五等爵與民爵的關係為中心〉，認為東晉末年「五等爵」的出現，是為了配合以劉裕為首的北府集團之需求，又要應付當時財政窘迫的困境，因而出現的產物。而劉宋孝武帝之所以會再賜與民爵，是與當時軍事情勢有關。因此從東晉末的「五等爵」到劉宋的民爵，都與軍功相關。評論人王安泰認為，東晉末年的「五等爵」未必是以軍功為前提，而劉宋孝武帝賜與民爵之事，與軍功爵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五等爵」、民爵、軍功爵三者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仍有待釐清。

 　　王安泰發表〈「開國」制度的建立--魏晉五等爵制變化的一個考察〉，認為東漢以前甚少使用「開國」一詞，至魏晉時期，由於士人期待「恢復」西周的典章制度，加上漢代列侯爵與西周諸侯相差甚多，因此在施行五等爵制之時，便使用「開國」來代表封建的狀態，並將其鑲嵌至封爵名稱之中。評論人佐川英治認為，應對漢魏時期列侯地位的差別進行更深入的比較，而「開國」制度在理念上如何透過封建制將士人納入國家體系當中，也需要再作進一步的考證。

 　　李文仁發表〈魏晉南北朝樂府詩中俠的形象〉，認為魏晉以來所描述的俠有「為國出征」、「華麗作風」等形象，並分析其背景與脈絡。評論人陳侃理認為，魏晉南北朝樂府中的游俠往往生活在長安、洛陽，這些樂府作者所描述的「俠」與實際存在於魏晉南北朝的「俠」應置於不同的脈絡看待。

 　　永田拓治發表〈漢晉時期「謠」的敘述--「音聲世界」之「謠」與「文字世界」之「謠」〉，認為「謠」與「童謠」原本並無明顯區別，是史家在記述時有意識的加以區別。評論人鄭雅如認為，「謠」與「童謠」可能最初即有所不同，而《三國志》等書出現「童謠」的地點皆位於吳地，是否與地域文化相關，亦可留意。

 　　徐沖發表〈「禪讓」與「起元」：魏晉南北朝的王朝更替與國史書寫〉，認為魏晉時期對各王朝創建者的事蹟皆以舊王朝的年號紀年，至劉宋以後，王朝「起元」的標準開始轉變，自本朝「高祖」創業之初就開始使用本王朝的紀年。評論人滿田剛認為，關於國史起元的問題，還有待對國史的還原來作進一步的論證，另外也可注意國史書寫者的背景及其與皇帝的關係。

 　　晚餐由日本與臺灣研究者共同於北大西南門外的新開元餐廳舉辦答謝晚宴，會議於此圓滿落幕。

 　　綜觀本次會議所提出的論文，討論主題廣泛，涵蓋政治、軍事、社會與宗教各領域。針對魏晉時期的政治文化，相關論文探討都督制與和平「禪讓」的關係，王朝「起元」時間斷限，以及爵制被賦予新名的意涵等議題，主要是分析在漢朝滅亡後，魏晉士人如何形塑新的政治秩序，及其相關的政治實踐歷程。

 　　而與北朝相關的論文，包括太行山東麓生產方式的改變，「代人」身分的變化，以及地方官與僚佐的關係等，基本上都是從胡漢在血緣、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相異之處為切入點，探討在彼此衝突、融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討論東晉南朝的論文，議題包括有東晉南朝政府對流民的安置方式、收取賦役與否，徵兵對象的改變等，則是著重於北方流人遷居南方的歷程與變化，以及東晉南朝的軍事、財政結構。

 　　佛教進入中國的歷程向來為中古宗教史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次會議所發表的宗教史論文，分別透過傳記、飲食以及聖域空間等角度，探索中古佛教發展所衍生的各種課題。社會文化史是近年史學界致力開發的領域，會議所提交的相關論文，都重新檢討詩歌等文學作品對於社會文化研究的價值，並藉此呈現魏晉社會風貌。

 　　總之，本次會議論文多為政治、軍事、財政等相關主題，但在看似傳統的議題之下，切入角度與思考脈絡仍可推陳出新，不乏可再發揮的空間，此現象也顯示未來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仍大有可為。 

附記：徐沖先生對本次會議作了相當豐富紮實的綜述，敬請參閱。網址：http://hi.baidu.com/meimaniu/blog/item/02de36cc7486371601e928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