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至12月,臺大歷史系陸續舉辦一系列「八十週年系慶講座」,12月3日邀請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渡邊浩先生進行演講,講題為「作為『唐虞三代』之西洋--中國學術對『明治維新』的影響」。

      渡邊教授指出自德川幕府確立之後,約三百年左右的時間,日本不曾出現大型戰爭與農民叛亂,因此武士階級出現了「自我認同危機」。而他們解決此一問題的方式,便是學習儒家思想,將自身定位為「士大夫」,這種武士與儒家思想結合的情形至明治維新前後達到高峰。當十九世紀西方世界對日本形成嚴重威脅,日本人亟思效法西方之時,如何利用原本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來加以理解、詮釋,就成為可思索的課題。

      對此,渡邊教授提出了三種西洋觀。一是從基督教的觀點出發,如會澤安在《新論》中便提出,西方人之所以能擴張領土(殖民),主要是依靠基督教的傳播。而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大舉鎮壓基督教的理由,也是擔心基督教的傳播會威脅德川幕府的統治,因此會澤安的論點可說與此一脈相承。

      二是從「窮理」的角度觀察,如高杉晉作再與上海舉人溫忠彥的對話中就提及,西方人講究的航海、砲術、器械等,雖然近似於術數之類,但仍是治天下的重要一環,否則「國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之所奴僕矣」。

      三則是將西方視為唐虞三代,渡邊教授對此又細分了數個類別。首先是「教」,如西人會於各地設立各級學校,並分作醫學、法律、哲學等不同類別。其次是「仁」,如西人會設立「貧院」、「幼院」、「病院」等機構來照顧弱勢者。再次為「公」,如西方許多國家要進行重大決策,必須經過「巴厘衙門」(parlement,高等法院),經過投票通過後方能施行;又西方的領袖每過數年必須重新推選。此外尚有「文明開化」與「百教一致」,即西人之文明開化,相當於所謂人品良善,而基督教與儒家思想雖然出發點不同,但追求的境界其實一致。

      總而言之,渡邊教授在過去既有的論述之上,又加入了「唐虞三代」的觀點,即西方人不只是在船堅炮利等術數之學具有優勢,其政教制度之良善,亦可與儒家所歌頌的堯舜三代比擬,因此學習西方的文化,就等同於效法堯舜三代之治,這也是明治維新時期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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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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